杨晓宜《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出版（附：甘怀真/陈登武序）
作者简介：
杨晓宜，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以“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为题，获选台湾“中研院”2014年奖助博士生计划与2016年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候选人培育计划。2019年起，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史、中国法制史、历史文献学，解读数十篇研究报告，研究课题包含唐律、天圣令、墓志、碑刻文献、唐判等。著有《唐代的捕亡制度》，发表论文、书评等十余篇。
内容简介：
此书以“法典行用”与“断案场域”为分析视角，结合各类司法案例为研究素材，详细分析、探讨每个案例中面临的多元情境，讨论唐代法典体系下的理想秩序、断案场域与“法”的运用，以及司法官员的法律见解与变通性，对“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全书采用了多元的研究视角，探讨历史脉络中的人物互动，展现动态的历史研究；除考察唐代法典之外，引用大量唐代司法案例、墓志文献等，深入讨论法典落实的情况，以及官员在司法审判上的各种表现；从法制史的角度分析唐代官员的执政情况、群体互动等政治史问题；此外，采用历史诠释的新观点，从官员的懂法、学法、用法三个层面，探讨唐代法律的运用状况与实际效益。
目次
序一 甘怀真
序二 陈登武
图表目录
导论
学术史脉络 本书架构与论点 各章内容重点第一章 法典呈现的法律秩序观 第一节《唐律》结构与统治理念 第二节 唐初法律权威的建立 第三节 法典行用的时代性 第二章 唐代司法官员与法典运用 第一节 司法官员的界定标准 第二节 法律知识的建构 第三节 法典行用与颁行《法例》的争议 第三章 中央司法官员的司法经验与形象 第一节 国家择才标准与司法官员形象 第二节 平衡司法的形象：依法论法 第三节 中央司法权威形象的建构：释冤 第四章 地方官员的断案场域与官民互动 第一节 从赵和断钱案谈起 第二节 审案敏锐度与法律推理 第三节 释冤与惩恶 第四节 官民的法律互动与建立名声
结语 参考文献 附表《折狱龟鉴》所载唐代司法案例 后记
序一/甘怀真
杨晓宜博士为出版专书《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托我写序。杨博士在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中国中古法制史为专攻，我有幸以指导教授的身分共同学习。这五年多期间，杨博士在课堂上、面谈中甚至餐叙中，不断与我讨论研究课题，对我而言，教学相长，我也学到很多。杨博士多次担任我的研究计划助理、教学助理（TA），还得过台湾大学的杰出教学助理奖，实得之不易，我也与有荣焉。写序之际，忆及这段往事，倍觉美好。获博士学位后，杨博士如愿至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实乃美事一件。又藉此因缘，本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再添一件美事。
本书改写自杨晓宜博士的同名博士论文。杨博士在博士班阶段即设定以“法律秩序观”为主要课题。杨博士的硕士论文题为《唐代的捕亡制度》，是一本以唐律研究为主的力作，其后也出版问世。本书可见杨博士在硕士班阶段受到良好的法制史训练，所以一进入博士班就能摸索创新的课题——毕竟博士论文的价值在于反映训练与开创前沿研究。中国中古法制史的研究一直以律令研究为主，尤其是针对唐律。我自己也是这个研究成果的受益者，唐代律令体制当然仍值得继续研究，不在话下，更因为《天圣令》研究、判研究而加深了我们对于律令制的认识。只是另一方面，伴随近年来法制史研究在多方面的进展，中国中古法制史也应有很大的可以再开展研究的空间。相较于汉魏晋时期与近世，唐代法制史研究的不利之处是缺乏新史料，如汉代简牍那般。但新视野与新方法仍是应被运用于唐代法制史研究的，旧典籍只要经过再爬梳与诠释，也不乏新史料。这本书是杨博士的探险之作。在博士班阶段，杨博士就积极参与中国大陆唐史、法制史学会所主办的研讨会，发表有分量的论文，结识同行；在台湾，也参加诸中古史、法制史相关的研读会，到各校上名师之课。且她能跳脱中古史、律令制研究的框架，从更广的视野探讨以中古史为主的法制史研究。我知道杨博士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明清史，还跟我共同研读东亚法制/政治史，主要是中国皇帝制度及其在东亚的传播。这些知识也成为了本书一些论证的基础。
在博士论文口试时，口试委员给了杨博士许多修改意见。也一如博士论文出版成专书的历程，本书也经过很大的修订。虽然不会脱胎换骨，但焕然一新。我也从修改中看到了杨博士这二年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中的再度成长。本书的章节、条理清楚，不用我介绍。我只藉这个机会，提一些心得。
过去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主要被当成法学的一部分。在台湾，1990年以前大学历史系中没有法制史课程，当然也没有中国法制史。在二十世纪初年以来，法制史（或称法律史、法史等）是为配合中国新法制建设，负责理解、诠释旧法制而设的。任举例子：十九世纪西方法律有“罪刑法定主义”，我们中国法制史学者就问唐律是否也采罪刑法定主义；又西方法典中有叛乱罪，而《唐律》中有谋反、谋逆等罪，我们就将它们定义为西方式的叛乱罪。当成法学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创造出很大的业绩，历史学家也受益颇多，戴炎辉《唐律通论》就是这类研究，它也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唐律研究。但讨论如何从历史学观点与立场探讨中国法制史，仍是必要的。若要说此二学科有何不同，差别在于历史学更重视历史脉络与法律的互动。我们不只关心《唐律》中的法学意义，也注目唐律与它的时代的互动，而时代包含行动者、制度、历史结构重大事变。若《唐律》这样的一本经典，我们应重视这本经典在它的时代中如何被制作出来，制作出来后如何被诠释，这些诠释又基于什么目的与策略，想达成什么效果。本书让我们看到法典编纂、实施与司法实践的动态历程，其中有“司法官员”的诠释与行动，构成我们所说的历史。我可以说这是一部历史学所需要的动态的法制史。
这二三年来，杨晓宜博士也多次跟我谈到如何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展开新的研究，我想这些新课题都是杨博士正在做的，新成果很快会出来。的确，本书中谈到许多历史事实、现象，虽有梗概，可再展开。我想这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也是所有前沿研究的特色，好比杨博士曾提出的唐以前军府制中的司法功能如何演变为郡县（州县）的司法审判制度。由本书可知，唐的司法制度是一元的，从朝廷到乡里。然而这是历史演变结果，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学的课题，本书已作出若干讨论，其梗概已清楚，但仍可再作为专论，尤其再配合近年来我们对于唐的藩镇体制等的新认识。又本书的重点是“法典”，杨博士书中将近年来对于法典研究的重要著作几乎都参考或引用了。但杨博士与我共学多年，她也深知，目前我们对于法典的考察仍深受西方成文法制定的历史经验的影响，然而中国有不同的传统，简单来说就是相对于法典的礼典存在。所以“法律秩序观”在本书的基础上肯定可以再继续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探讨。我相信杨博士肯定乐意与学界的诸先进共同努力，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冒险，且必须集体合作，而本书已给了我们一份探索的地图。
鉴往知来是历史学家的本分。杨博士为我们回顾了唐代的法律实践，真实且精彩。《大学》说“止于至善”，因为人间永远不完美，所以改革永不停止。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法制大国，我们对历史上法制实践的反省肯定有助于人类，不只是中国，制作出更好的法制，而法制是攸关人民切身幸福的。最后，写此序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希望本书出版后，我们已走入后疫情的平安时代。
甘怀真
于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室
序二/陈登武
上海师范大学杨晓宜老师即将出版大作《唐代司法官员的法律秩序观》，这是她在台湾大学攻读博士班的毕业论文，该论文是由台湾大学甘怀真教授和本人共同指导的。作为她的指导教授之一，看到她一路走来的勤奋努力与积极向上，深深为她感到欣喜与安慰。
晓宜自嘉义大学毕业后，即考入台湾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班，其间跟着我一起研读中国法制史，也持续参加由高明士先生所主持的“唐律读书会”，成为读书会第三代成员中表现最耀眼的其中一位，最后完成相当具有分量的硕士论文《唐代的捕亡制度》（已由花木兰出版社出版）。接着她又很顺利地考取台湾大学。在台大丰富的学术资源和一流学者的教导下，晓宜创作更加全面，眼界更加开阔，研究更加深入，也因此成长更加快速，最终完成这本受到学界同道师长高度肯定的论著。
诚如晓宜在导论中所说，本书主体架构为“唐代法典与法律秩序观”，以唐代司法官员为核心，讨论其所涉及的断案场域与法律秩序观，审视唐代对于秩序与规范的理想面和落实面。就我个人的观察，本书就《唐律》或唐代法制史研究而言，具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
首先，本书注意到《唐律》的内在核心价值与因应社会变迁而必须时有调整的时代性，点出唐代法典在理想面与现实面所必须克服的难题，从而使我们看到法典具有动态演变的历史意义。而这一特点却经常为过去研究《唐律》的学者所忽略。因此，本书的出版，让《唐律》研究又更加往前迈进一步。
其次，本书关注法典的存在与官员断案场域可能产生的落差，特别是深受儒学教养影响的士人，如何学法、懂法、用法，以及他们的法律知识背景如何影响法典的落实。在这样的脉络下展开讨论，遂使法典/官员、规范/实践之间再一次呈现动态的链接，这又更体现出《唐律》如何被落实的课题意义与价值。本书不只是生涩的法条运用与引述，对于许多读者而言难以亲近且望而生畏的法制史著作，而是有了更加生趣盎然的一面，这一点无疑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
第三，将中央与地方司法官员所处的不同司法场域分开讨论，前者注意到司法经验与形象，后者关心断案场域与官民互动。通过这样的区分，本书将不同司法场域可能面临的不同层次的司法议题区分出来，从而可以更清晰而有条理地加以分疏，引人入胜，使读者逐渐进入作者的铺陈与论述之中，又对官员可能经历的不同司法经验与不同环境因素进行联结，进而勾勒出一个更具体而动人的司法实务图像，让人可以更深入掌握唐代司法实务面的场景。
第四，本书大前提所称的“唐代司法官员”，本身就具有语义上的歧异性与挑战性。有人或许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司法官员”在唐代并不存在，这是使用该名词的潜在危险。但本书所讨论的所有官员，确是实实在在担任司法审判工作的，所处理的司法案件和今日所谓司法案件并无不同，为何不能称之为“司法官员”呢？本书又要讨论他们的“法律秩序观”，这也是另一个可能会引起关注的话题。古代士人有所谓的“法律秩序观”吗？以上问题，读者若希望进一步获得解答，阅读本书自然是最佳方法。就本人的理解，“唐代司法官员”和“法律秩序观”都显示了作者默认的一种态度或者立场的选择，并且在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已经过深思熟虑了。简言之，就是在儒家对法学有一定敌意的情形下，深受儒学教养所影响、所启蒙的士人，如何成为“司法官员”？他们又如何展现“法律秩序观”？他们的所有作为既要衡酌思想的理想面，又要顾及政治的现实面，应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得以兼顾？如何能成为国家落实法律统治的要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本书获得更明确的了解，而解答这些问题，也正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与贡献。
无论如何，对于晓宜而言，本书是其学术万里旅程的跬步，是积累知识千仞殿堂的培塿；对法制史研究而言，因为她的勤奋努力，再一次创造别开生面的研究取向，使得法制史研究有更多元、更丰富的可能性。我个人也在本书中获益甚多，非常乐意向读者推荐。同时，也更加期待她的下一本著作，相信必定可以带给学术界更多的贡献。是为序。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陈登武
2021年5月16日于台湾师范大学
（感谢上古社提供。内容如有出入者，以实物为准。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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